柴沫，原名厉全起，1917年9月出生于浙江慈溪县厉家村（今属慈溪市掌起镇）的一个农民家庭。

      柴沫早年因家境困难，初中只读了一年就随族叔到上海一家烟纸店当学徒。他不甘心失学，经常在劳作之余看书到深夜。长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夜读，结果眼睛高度近视。柴沫爱看书，并多方寻找进步书刊，无意中被当时的“左联”作家金灿然（后为中华书局负责人）发现，金灿然让他当了一名为“左联”销售出版物的报童，这样使他随时可以阅读“左联”作家的论著。柴沫当时还喜欢上了世界语，那时有许多青年热爱这门人类实现大同的语言工具。他因敬仰世界语的创导者柴门霍夫，因而改名为柴沫。

      柴沫在上海苦读不到一年，后因生活困难，又返回家乡务农，其间还曾在家乡的小学教书。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宁波各界也成立了救国会，柴沫参加了。抗战爆发后，柴沫又参加了宁波的抗日宣传队，并组织战时流动宣传队，宣传抗日。1937年冬，柴沫来到延安，随即进入陕北公学，开始得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38年1月，柴沫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柴沫被分配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抄写文稿、查找资料等。1941年夏，为了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由陈伯达主持（一说毛泽东兼主任），柴沫是成员之一。在大生产运动中，柴沫还曾负责安排中央领导同志的劳动和生活。

      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期间，柴沫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毛泽东的教诲。他认真工作，勤学苦练，在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提高。

      抗战胜利后，柴沫离开延安，奉命随中央大队向东北进发，抵达承德后，任热河省研究室主任。当时，他曾细致地了解了受日军残暴统治达13年之久的当地人民的疾苦，在省委领导下执笔起草了《热河省发动群众的指示》。毛泽东看到这份文件后，批示“这个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不久，柴沫调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秘书处长兼研究室主任。鉴于当时蒙汉共居的塞北林西蒙区因受敌伪残余势力挑拨,不断发生民族纠纷，柴沫经常深入这个地区进行调查，撰写了《内蒙人民解放的道路》一书，用以揭露敌伪残余势力的罪行，阐述蒙古族人民奋斗的方向，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天津解放后，柴沫调任天津市军管会办公厅秘书处长，不久又随大军南下，转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广东解放后，他响应中央关于要部分老干部转入工矿企业、交通运输方面的号召，到广州任广州铁路局副局长。1956年，又调任铁道部科技局局长。其间曾在《中国青年》发表《试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根本问题》一文，激励广大青年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而奋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59年，柴沫进中央党校学习。因工作需要，在学习尚未期满的1961年，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推荐，他又调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其时正是“大跃进”运动负面效应开始呈现之际，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沉重的挫折，中苏两党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政治研究室的任务十分繁重。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但陈伯达不暇及此，实际工作由副主任胡绳和田家英主持。作为秘书长，柴沫肩负研究室的日常事务，恪尽职守，成为田家英的得力助手，减轻了田家英的负担。

      柴沫还在中苏论战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他的主持下，研究室同人编写出了《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等资料。他还参与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的编选工作。

（据新华网2011-3-13）

编辑：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