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论战的升级，国家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苏联和东欧各国政府禁止我国出版的俄文书刊进口，同时对我俄语广播也进行干扰。但是1963年之前世界语的书刊在这些国家的发行却未受到影响，这或许是由于他们的海关和邮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懂世界语。于是一本本批判当时苏共领导人的评论，被译成世界语出版，夹在刊物里送到读者手里。一位德国读者公开站在中国一边，批判当时的民主德国当局追随苏联反华的行径，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但是他并不后悔，当时的民主德国当局禁止《中国报道》进口，他不怕危险，每月坚持到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取《中国报道》和世界语小册子，再发给一些感兴趣的世界语者。还有一位莫斯科的读者一次性地交了3年的订刊费，他说，虽然当时收不到刊物，希望在两国关系改善后一起将这几年的刊物一并寄给他。东欧国家一位读者则希望我们通过他的一位法国朋友把刊物转寄给他。

为了更好地做好对外报道工作，1963年7月“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和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陈毅、胡乔木和政府部分领导同志亲临参观指导。陈毅在座谈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肯定了世界语工作的意义，赞扬了对外宣传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党和政府今后将更加重视和支持世界语工作。他还提议争取在北京举办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陈毅同志的愿望终于在1986年得以实现。

为了解决世界语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高教部发出了“关于开设世界语课程”的通知，承认世界语可以作为第二外语，从全国11所大学调来一批青年教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世界语教师班，为全国高等院校培养世界语师资。第二年，全国10多所大学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高教部还批准在北京广播学院开设世界语班，培养20名干部充实世界语的对外宣传队伍，这批干部后来成为对外宣传的主力。1964年12月19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世界语广播也正式对欧洲播音，这些都是与陈毅、胡愈之同志的推动分不开的。

情真意切，友谊长存

1983年社领导决定调我去报道社通联部工作，为的是加强读者和国内外世界语运动的调研，以便更好地改进刊物的报道工作。

通联部历来是杂志社与读者联系的窗口。除及时回复读者的来信、接待来华访问的世界语者外，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每年编辑若干期《读者反映》，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转达给编辑部。每年我们还要同编辑部共同拟定“读者调查表”，请读者评选当年最佳文章、最佳专栏、最佳封面、最佳彩色画页，并征求读者的批评、建议，提供新的选题，这些对改进刊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从世界语刊物上搜索对中国的反映以及国外翻译、转载《中国报道》杂志文章的情况。

在一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我们要召开“读者座谈会”，当面听取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出席会议的世界语者少则一百多人，多则二、三百人。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一步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中国报道》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一文中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办刊宗旨：“把世界语作为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50年中，它兑现了自己对读者的庄严承诺，为此也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和帮助，刊社与读者之间也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为支持刊物的出版，许多读者把《中国报道》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把自己看过的《中国报道》转赠给世界语小组或朋友。有的世界语团体定期集体阅读刊物，并举行座谈；许多读者把刊物的文章译成本民族语在本国的报刊上发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有的读者由于长期阅读《中国报道》成了“中国通”，经常被邀请去作报告或演讲。还有众多的读者每年捐款给中国报道社，在编辑部设立“订刊基金”，以资助那些经济困难的读者订阅我刊。前南斯拉夫的一位工人，为推广《中国报道》，每年年底都要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印刷宣传品，在他所在的城市为我们征集订户。冰岛驻华使馆前文化参赞拉格那尔，从年轻时就阅读《中国报道》，由于受刊物的影响而热爱中国文化，后来在冰岛发起成立“冰岛中国文化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