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柴泽民辞去了外交学会的工作。接着，又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国绿化基金会和中国世界语之友会等多个民间组织的邀请，担任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等职务。虽然每天公务依然繁忙，但他感到生活很充实。近几年，他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到美国、英国和法国去考察债券、股份制，带书画家代表团去东南亚访问，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行文化交流，还赴韩国参加过东北亚形势研讨会；他也为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和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的发展奔波。可以说，在他能为改革开放效力的地方，他依然像过去那样不辞劳苦，不畏艰难地工作着、开拓着和奉献着。 
    1981年，为促进社会各界对世界语的了解，扩大世界语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推广世界语，在国际上为世界语运动增添一份道义上的力量，推动世界语运动更广泛的发展，由楚图南、胡愈之、巴金、夏衍等十位社会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首任会长是楚图南，副会长为黄华、胡绳、柴泽民、罗俊和陈昊苏。1994年，楚图南会长在临终前说：“要继续办好世界语之友会，请柴泽民同志接我的班！”其实早在90年代初，柴老曾专门到楚图南家拜访，当时陪同柴老的还有北京世协的王彦京。在那次拜访中，楚老非常赞赏柴老对世界语工作的热情，他说柴老年纪还轻，身体也好，在外交界很有影响，希望柴老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推动世界语工作，他希望柴老能够接过世界语之友会会长的职务。1996年，世界语之友会换届选举时，柴泽民当选为第二届会长。十年来，对于中国世界语的活动，柴老一直倾尽全力支持，他曾经因为参加世界语的活动而错过重要的外交会见；他一直说：“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很深、很远，我在30年代学习世界语，尽管学得不好，但世界语在我心中却种下了深厚的种籽……” 
    柴泽民自幼好学，在中学时读了许多进步书刊。中学毕业后家穷无力升学，只好在一所小学以教书糊口。在这里，他参与发起成立“反帝大同盟”。后因领导全县小学教员游行示威反对阎锡山限制进步思想的所谓“鉴定”失败，失去教书的职位，也因为在这次斗争中的坚定和勇敢，于1933年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闻喜县委为了培养柴泽民，要他考入运城师范学校，在那里他接触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刊，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在这期间，他参与恢复组建党的外围组织教师联盟、社会科学联盟等。 
    1935年，由于闻喜县党组织被破坏，柴泽民不得不离开他的家乡到西安，在那里他为了糊口到杨虎城的部队当看护兵，后考入绥靖公署军医处学医。也就在这段时间，柴泽民结识了懂得几种外语的前同盟会成员景梅九，从他那里知道了世界语，并了解到世界语是一种进步的人造语言，是为人类和平服务的语言，这使柴泽民对世界语产生了兴趣。他特别希望了解更多的知识，了解外面的世界。在了解到世界语简单易学后，柴泽民报名参加了当时景梅九成立的西安世界语学会的世界语培训班。除了参加世界语学习班，他还订阅了当时上海出版的《LA MOND0》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的世界语运动。那时和他同去学习世界语的还有他在医学班的同学。在那段时间，每天吃完晚饭后，柴泽民和他的一些同学就去世界语班学习世界语，可是不久他们的行动被军医处处长知道了，遭到了他的反对。那位不知世界语为何物的军医处处长把他们一班学生集合起来狠狠批评了一通，说：“你们只要学好医，就一辈子的饭碗都有了，还学什么世界语？难道你们还想当外交官不成？”没想到，这位处长当年一句不经意的假设，后来变为现实：外交官，成了柴泽民真正的职业。 
    同那个时代的进步世界语者一样，在接触了世界语以后，柴泽民一方面希望通过世界语拓展自己的眼界、增长知识；一方面也在考虑是否能够利用世界语为党做一些宣传工作。于是他撰写文章，利用一些进步报刊宣传世界语和新文字，他利用《工商日报》副刊开辟“我们的语言”专刊，每周一期，专门组织撰写稿件宣传世界语和新文字(即汉语的拉丁化)。至今柴老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一共出了八期。然而在那个年代，进步的东西总是要受到反动统治者的严密监控，由于柴泽民经常撰写和翻译世界语文章，所以他也被当时的西安军警稽查处逮捕与审查。当被问及为什么学习和使用世界语时，柴泽民巧妙地解释说：“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是波兰的眼科医生，我是学医的，我学习世界语可以读他的医学原著。”巧妙的周旋使他得以安全度过那段危险的岁月。于此同时，党组织还指示他们办了一个刊物——《更生》，专门宣传抗日和进步思想，但只出了一期就被查封了。 

       柴老不仅亲自参加世界语活动，而且先后担负了国际和国内一些世界语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对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和世界语活动的成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9年12月15日，北京国际俱乐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世界语之友会、北京世界语协会等十六家单位联合举行柴门霍夫博士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会。其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单位都是柴老出面邀请的，使得纪念大会规格大大提高，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都在当晚进行了新闻报道。 
    1999年8月17日，第四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桂林开幕。协会特别请柴老出席开幕式，以保证大会顺利召开。其实，那时柴老正在开会，他那几天的日程已经有了别的安排，但出于对世界语运动的关心，八十三岁高龄的柴老还是决定改变安排，参加世界语大会。日程的安排十分紧凑：16日晚，柴老到桂林，17日上午开幕式一结束，柴老就又乘飞机返回北京，出席下午在北京的另外的会议。在筹备2004年第八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中，柴老同样尽心尽力，在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担任大会筹委会名誉主席并出席大会开幕式和联系外交部领导接见国际世协主席、副主席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几十年来，柴老对于世界语运动的支持与奉献是始终如一的，这完全是出于他对世界语的期望，就像他为2005年9月第六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题词一样：“让世界语为构建和平友爱进步和谐的社会服务！” 

    老而弥坚 一生清廉 

    柴老在海外工作了二十二年，却很少为自己的子女、家庭操心。离休后，仍欣然为国际公关协会、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老区建设促进会等一些社会组织效力。他在美任职期间，曾对自己的子女们说：除非国家外派，我不会为你们找关系到美国来，你们想来只能凭自己的本事，不能凭我的关系。至今，他的五个孩子除一个在国内外企工作被派出国临时工作外，其余都在国内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五个孩子个个奋发努力，没有一个依靠父亲的名望和权力在求学和就业上为自己谋得利益；他们有的参军留在部队，有的转业后到地方工作，也有的毕业后直接参加了社会工作，五个子女中却没有一个从事外交工作。当我们问他是否为此会多少有些遗憾的时候，柴老欣慰地说：“他们自力更生是好现象，是好的典范，我不遗憾！” 
    柴老在国外银行没有账号，没有一分钱存款，贵重的礼品都如数上缴，从这两点之中，已可鉴其清正廉洁之风。当时，美国物价上涨，使馆的同志们提出伙食费也应上升。柴大使说：“现在我们的生活相比国内已经很好了，伙食费不必提高了，为国家节省点费用吧！”大家也能谅解大使的用心。 
    环视柴老家的客厅，这里没有豪华的陈设，没有精美的装修，除了书籍、照片和各种资料以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他的饮食起居也同普通市民一样，即使在国外工作期间，他也没有心安理得地享受小灶待遇，而是与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他说，最怕的就是那些繁琐的宴请，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我还是喜欢家乡的粗茶淡饭。那一桌的文房四宝和大量书报，足以让他身心愉悦。他从小就酷爱读书报。到各地去参观访问，有暇便去逛书店。本来他也喜欢书法，但因每天很忙，排不出时间练字，他认为这是件憾事。 
    凡接触过柴老的人都会用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形容他，同去柴老家采访的原全国世协副会长、世界语之友会秘书长邹国相问柴老：“您长时间担任外交官，而且不是一般的外交官，是大使，但您说话却没有官腔，也不摆官架子，您是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您的这种作风是怎样形成的？”面对提问，柴老笑笑，谦虚地说：“我没有做过官，一直做群众工作。抗战时期，我参加游击队，游击队是人民群众的部队，我做的工作始终离不开人民……”柴泽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的教育和个人的经历无疑对于他的一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善待兄弟姐妹，善待战友同事”，这些对于日后柴泽民平实朴素、平易近人性格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参加革命以后，在部队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在告诫着他，要做一名好的军人。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做人民的勤务员。”抗战期间，柴泽民曾经担任过中共闻喜县委组织部部长、晋豫区条西地委书记，无论在哪个岗位，他始终视自己为军队中的普通一兵。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在30年代，他在部队当政委的时候，连队里有个小兵是他的老乡，小兵觉得在连队里太苦了，所以找到他，提出要给他当勤务员。考虑到当时确实需要一名勤务员，所以柴泽民就把那名小战士留在了身边。可是没过多久，小战士就抱怨地跟他说：“以为跟着你能吃香喝辣地享福呢，怎么整天都跟你吃面呢？”讲到这里，柴老哈哈大笑起来。 

       2006年8月初，北京正当炎夏时节，我开始着手编写本书，为此专门去报房胡同访问柴泽民大使。老人已九十岁的高龄，他原本高大的身材仍不减当年的气度和机敏，待人仍热情可亲，思维仍敏捷，动作也还利索。因天气太热，他还坚持自己动手为笔者打开电扇，随后慢慢地坐在沙发上，有条不紊地对过去的事如数家珍似地谈了起来。然而他毕竟已年届耄耋了，听力有点不太好，得戴上助听器才能和人交谈。那天他向笔者讲了过去的三件难忘的事，说就是因为这三件事，使他的记忆力有些不如过去了： 
    第一件事是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外交部老部(即外交部街30号)参加运动。有一天中午，他骑自行车回家，车刚骑到街口，突然有一辆大卡车急刹车停住，柴老来不及躲闪，撞在了大卡车的车轮上。当时，自行车被撞坏了，他的头也被撞开了一个口子，可他没有去医院，就急忙扛着破自行车赶回家，洗了洗伤口，抹了点药水，下午就又去上班了。 
    第二件事是1973年10月他在埃及任大使时，埃及外交部组织四十多位各国大使去“十月战争”后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色列阵地参观。当汽车快到运河时，大客车突然侧翻，倒在沟里的大石头上。车被摔坏了，很多大使受伤，有的还断了几根肋骨。当时，柴老被摔倒在行李架上，阿尔巴尼亚大使压在了柴老的身上，使他连气也喘不过来。柴老被人扶起来后，强忍着疼痛回到住所，已不能动弹。但也没去医院，只检查有无骨折，在住所向工作人员要了一瓶云南白药，大家说喝一瓶不行，起码要喝三、五瓶。柴老说，喝一瓶就够了，在国外缺医少药的，剩下的留给别人用吧。 
    第三件事是1984年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工作时组织视察团到敦煌视察，途中遇到一辆大卡车飞速冲过来，由于速度太快，一下就把政协的客车给挑起来摔坏了。这时柴老在车里睡着了，不知道撞车就昏过去了，直到把他送到医院才醒来。随后医生替他把伤口缝好，上了绷带。他在当地住了三天医院后，全国政协向军委要了一架小飞机把他接回北京。医生要他至少休养三个月，他只住了一个月就要求出院上班，投入紧张的工作了。 
    讲完这些之后，柴老还高兴地说：“三次车祸，当时没给我造成任何残疾，还能让我又很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这真是我的福气。” 
    柴老真是一位乐观而意志坚强的老人。 
 现在，我根据老人的讲述和在查证引用一些资料的基础上，终于整理编写完成了这部书稿。 ( 张国强 )

注：本文编辑节选后半部

来源：易文网

编辑：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