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词”告诉我们的第二方面的意思是中国世界语者从事世界语工作要遵循的原则和应掌握的方向，这就是应当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国际主义之道、革命之道。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国际主义之道”、“革命之道”前加了两个“真正”二字，而且将“国际主义之道”放在“革命之道”前面，这是为什么呢?它是否具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值得我们探讨。

    为了解释上述问题，我们应当首先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中去寻求答案。在国际上，德国和意大利发动了对邻国的侵略，迅速占领了欧洲很多国家，并把矛头直指苏联，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日本侵略者为了称霸亚洲，也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迅速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人民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处境。中国广大的农村在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中国人民还必须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也就是说，中国人民一方面要完成打倒帝国主义，取得民族解放的革命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打倒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在国家兴衰、人民祸福、世界和平面前，中国的世界语者只能同人民站在一起，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用世界语这一有效的工具，加强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联系，在反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中，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而战，这既是我们自己的任务，又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总之，德意日法西斯既是和平的敌人，人类的敌人，也是世界语的敌人。世界语运动的本身也只能在国家发展进步、人民幸福安康、世界和平安宁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所以世界语必须“载之以国际主义之道”、“革命之道”。这是时代赋予中国世界语者和世界语运动的神圣而光荣的使命，也是世界语运动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世界语运动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当20世纪初叶世界语传人中国时，许多积极宣传世界语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世界语是宣传无政府主义和联络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的最好工具，因此，总是用世界语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受柴门霍夫思想的影响，认为通过世界语的普及，人们用世界语进行国际交流，就可以消除民族之间的歧视、隔阂，达到人类互爱和团结，在他们看来世界语是通向“大同世界”最好的途径。持这种主张的人，他们认为世界语不应介入社会斗争，对政治应持中立态度，常常为世界语而宣传世界语。前期的中国世界语运动受中立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偏重于世界语理想的宣传，带有相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我们知道，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对人类社会有其巨大的功绩和贡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希望通过传播世界语来消除种族歧视和民族隔阂，进而达到世界大同、人类一家，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通过一种语言的普及来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解决民族压迫、实现世界大同要靠真正的社会革命来实现，语言只能起有限的作用。

   可喜的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胡愈之、叶籁士为代表的世界语者，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建立左翼世界语组织，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他们创办《世界》、《中国在怒吼》、《东方呼声》、《正义》、《中国报导》等世界语刊物，对外宣传我国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形势，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歌颂全国军民英勇抗战，声援西班牙人民和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对内团结全国青年，开展进步的文化运动和中外文化交流，不少世界语者到了延安和解放区。世界语运动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在国际上，世界语运动也存在着不同政治倾向的派别，虽然他们都宣传“国际主义”和“革命”。其中，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也有马列主义倾向的，各派之间存在着斗争。到20世纪 30年代中期，这种斗争就更激烈。例如，日本有一个世界语刊物就宣传日本侵略中国有理，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再如当时有一个国际世界语组织也站出来为帝国主义辩解。它在自己的刊物上宣传帝国主义侵占弱小国家可以促进其经济和文化发展，因而推动历史的前进，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是“阻碍历史进程”，并说朝鲜、中国、印度等国的工人“是没有兴趣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争取独立的”。这些常常打着“国际主义”招牌和标榜“革命”的歪理邪说也会蒙骗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

    毛泽东针对国内外世界语运动实际情况，在“国际主义之道”和“革命之道”，前加上“真正”二字，就是妻中国的世界语者明辨是非，认清什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和真正的革命，什么是假的国际主义和假革命。同时，由于当时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联合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所以毛泽东把“国际主义”放在“革命”的前面，也就是说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题词是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特征的。

     作为国际语的世界语，本身不具有阶级性，但是作为使用世界语的世界语者，应当关心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韵事业。这不仅因为世界语的理想是“人类一家”、“世界大同”，世界语本身就是实现理想的工具，而且因为只有在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的进步事业中世界语才能求得自己的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样，只有国家富强，人民安康，世界语才能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因此，中国世界语者应当积极关心并支持人民革命运动和其他进步活动，并用世界语为此作出贡献。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战乱频仍、落后贫困、充满文盲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世界语运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把“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作为学习世界语的前提条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非常正确的。

    “题词”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在坚持世界语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的前提下，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这第三点是很重要的。有的同志片面理解，“题词”，只强调利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把它当成单纯的工具，不注意国内世界语运动，在宣传、推广世界语方面或者不重视，或者不得力，其结果是少数专业工作者从事对外宣传，而国内运动冷冷清清。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出现的一种状况。当然，出现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可喜的是，近二十多年来，我国世界语运动随着改革开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世界语运动在国际世界语运动中的地位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事实证明，国际宣传只有建立在坚实的世界语运动基础上，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良好的效果。对世界语者来说，我们只有好好学习世界语，熟练地掌握这一工具，才能去载之以国际主义之道和革命之道，否则无异于空喊革命，不可能发挥世界语的真正作用，更不可能促进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的题词就是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肯定，也是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表达了对延安世界语者的殷切希望，也为中国世界语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三、延安题词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影响

    延安的世界语展览于1939年12月15日如期举行。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题词被安放在显著位置。由于有边区政府的支持和中央领导的重视，展览获得了圆满成功。展览会向观众提供了数百件展品，其中有国内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和刊物，延安世界语者自己编印的讲义、宣传品、译作以及同国内外世界语者来往的信件，中国世界语者写的有关抗日救亡运动的报道文章和国外读者的反应等等。展览显示了世界语在国际宣传和文化交流中的价值，使人们认识了世界语在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中：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在延安，当时掀起了一股学习外语的热潮，许多人学习俄语、日语和世界语。学习俄语是为了向苏联学习革命经验；学习日语是为了做日本俘虏的工作；学习世界语是为了宣传中国的抗战，团结全世界被压迫者，打败德、意、日法西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大大促进了延安地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展览会后许多人纷纷报名学习世界语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延安世协成立了教育研究部、组织联络部二函授顾问部、编辑出版部和翻译小组。世界语俱乐部也应运而生，为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增加了活力。世协的专职人员也从1人增加到4人。

    延安世协以毛泽东的题词作为开展世界语运动的指导方针。他们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从事世界语工作。他们组织和发动会员，利用世界语的报告会、联欢会、俱乐部和报刊宣传等多种形式，向边区军民广泛介绍世界语，先后在边区文协、抗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马列学院、中共党校、军事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边区医院、八路军医院、陕北公学、八路军印刷所等单位，举办世界语学习班或建立世界语学习小组。同时，他们还对延安以外的地区开展函授教学，坚持长年招生。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垦期间；许多连队的指导员都报名参加了学习。据史料记载，参加延安世协的会员达300多人。

    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在抗日战争中，将世界语用于国际宣传，他们通过《延安世界语者》杂志，介绍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讴歌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烧光、杀光、抢光的罪行，报道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推荐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延安世协，还组织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世界语文版。延安世界语者还积极配合边区新文字协会开展扫盲运动，并把它与世界语运动结合起来。

     世界语展览结束后，毛泽东的题词手迹被刊登在《延安世界语者》杂志上，杂志发行到重庆和香港，使大后方更多的世界语者知道了毛泽东题词的内容。许多进步的世界语者在题词的引导下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

    从1938年到1945年，作为陪都的重庆叶直是全国世界语运动的中心。在郭沫若领导下，一批进步的世界语者创办了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导》这份刊物全面报道了抗日战争的全部进程，坚持出版六年多，发行63个国家，在世界850个城市有自己的读者。此外，《中国报导》社还翻译、出版了《郭沫若先生及其文学作品》、抗战文艺集《归来》、《转型期》、《中国抗战歌曲选》等文学作品在世界发行，显示了世界语在国际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独特作用。

    著名世界语者叶籁士、冯文洛、张闳凡于1940年创办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学员遍及全国18个省，在5年的时间里培养了2300多名学员。他们在教学中厂也贯彻以世界语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团结教育了一批青年，其中一部分人走上了抗战的道路，有的则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为此，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同志的表彰。

     新中国的成立为世界语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胡愈之、叶籁士、陈原、张企程、冯文洛为代表的世界语者继承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光荣传统，继续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以世界语为形式，创办刊物，出版图书，举办广播，在对外宣传和对外交往中，向外国世界语者全面介绍新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为中国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同时，—在国际上，同÷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侵略，反对压迫，支持人类一切进步事业，保卫世界和平，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国际主义义务，受到各国世界语者的称赞。